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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美国没有苏联出兵中国抗战就不会胜利?太高看日本经济了……

发布时间:2019-07-27 15:24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1941年7月10日,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改任日本军事参议官,冈村宁次接替其职。这位新任司令甫一上任,就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即深挖封锁沟,高筑封锁墙,强化堡垒政策以及在大扫荡中,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

  现代战争是对阵双方综合国力的比拼。“战争胜负掌握在双方后勤官手中”这句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无道理。

  回首那场让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才赢得最终胜利的14年抗战,人们大多关注战役进程和双方政略、战略得失,而很少留意日本战时经济由弱到强,又由强转弱,直至最终崩溃的过程。

  事实上,日本军国主义在军事上的种种冒险之举、在各占领区残酷无情的掠夺政策,与其脆弱的经济状况密不可分。

  甲午战争后,日本以从中国掠夺的巨额赔款作准备金,于1897年10月开始实施金本位货币制度,完成了金融体系的近代化改造,极大地推动了日本产业的发展。甲午战前,日本各公司资本只有6785万日元,而到战后的1897年便急剧增长近7倍,达到了53252万日元。到二十世纪初,日本公司总数的84%、工厂总数的80%,都是在1894年以后建立起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又借机大发战争财。1914年,日本黄金储备为3.41亿日元;1920年,已增至21.78亿日元。1912年,日本还是个负担着19亿日元的债务国,一战后却摇身一变,成了拥有27.7亿日元外债的债权国。

  同时,日本又是个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家:100%的铝矾土、99.7%的石油、99.6%的铁矿石、97.5%的铜矿石、86%的盐,以及76%的煤炭依赖从外部输入。在上世纪40年代之前,日本的出口以棉织品和生丝为主,进口以精密机床、石油和废钢铁等战略物资为主。虽然日本的重工业因为不断扩张的需求而得到了畸形发展,但基础工业和轻工业相对落后,农业生产力低下。这一方面使得日本经济极度脆弱,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另一方面,也推动着日本帝国主义加快对外扩张、掠夺资源的步伐。不过,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有时与其脆弱的经济实力极不相称,因此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最终形成死结。

  1929年10月,自美国首先开始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对日本经济的打击尤其严重。从1929年10月至1930年10月,短短一年时间,日本股票指数下跌了37%,原材料价格下跌21.5%,生产资料价格下跌29.3%,消费资料下跌16.7%。1930年,日本黄金外流达2.75亿日元,1931年则增加到4.33亿日元。通货紧缩招致生产萎缩,全日本774家企业中,有58家被迫停业,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失业者充斥街头。严重的经济危机还波及到日本的海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1931年,作为日本侵华经济急先锋的满铁株氏会社,自创建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财政赤字。

  1931年,日本的国家预算仅有14.8亿日元,其中军费为4.54亿元,占预算支出的30.7%。这一年,日本全国的钢材产量仅有130万吨。武器装备的产量也少得可怜:步枪3613支、机枪541挺、火炮90门、坦克12辆、飞机410架、军舰5100吨。日本陆军装备的火炮,大体还停留在日俄战争时期的水平上。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急欲摆脱困境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谋划了“九一八”事变,企图通过对外扩张转嫁危机。中国人民,尤其是东三省人民被拖入了苦难的深渊,开始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争。

  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以及随后东北各路抗日武装的战争,虽然耗费了日本19.31亿日元的特别军费,却让日本占领了富饶的中国东北,开始疯狂地掠夺资源。

  “九一八”前,日本主要从当时的英属印度及马来亚地区进口生铁。据统计,1931年,日本从中国东北掠夺了24.2万吨生铁,占当年日本进口总数的61%;1932年掠夺了32.2万吨,占进口总数的73%;1933年掠夺了45.3万吨,占进口总数的71%;1934年掠夺了40.9万吨,占进口总数的67%。日本对东北生铁和钢的掠夺,主要通过属于满铁的鞍山制铁所和属于大仓财阀系统的本溪钢铁厂。其所掠夺的生铁和钢,除了在中国东北就地制造军火,以供日军屠杀中国人民外,很大一部分被运到日本国内八幡等地制造武器。

  日本对东北煤炭的掠夺,主要通过满铁和满炭两大公司进行。前者统辖抚顺等28处煤矿,后者管理阜新、鸡西、鹤岗等12处煤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从东北掠夺的煤炭逐年增加:1932年为703万吨,1933年为885万吨,1934年为1055万吨,1935年为1127万吨,1936年为1214万吨,1937年则达到了1266万吨。在日本的进口煤中,东北煤占60-70%。特别是抚顺煤,日本称其为“工业煤绝好典型”,全部用于重点部门,但价格却仅相当于日本煤的五分之一。

  当年日本虽然在东北没能找到大油田,但仍然从那里掠走了不少页岩油和人造石油。“九一八”后,日本不断扩建抚顺的页岩油厂,将其年产量从1931年的6.3万吨提高到1936年的30万吨。

  盐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是重要的化工原料。日本通过“满洲盐业股分公司”,垄断了东北的盐业生产。仅1937年运往日本的海盐即达55.5万吨。

  “九一八”事变后短短几年时间,总计达数百万人的日本“武装开拓团”便遍及中国东北各地。为鼓励向东北移民,日本政府规定每户移民给田10至15町步(约合991.8至1487.7公亩)。这些土地绝大多数是用极低廉的、象征性的价格从中国农民手里强行收买的,或者干脆采取各种非正常手段霸占。

  除了,中国东北的农产品,尤其是大豆和玉米,也是日本的重点掠夺对象。“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通过“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等,以压低价格等手段掠夺东北农产品,运到日本和世界各地牟取暴利。据统计,1934年,东北运往日本的玉米价值290余万元,占总输出量的58%;1936年至1937年,东北平均每年向日本输出大豆三品(大豆、豆饼、豆油)132万吨,占总输出的46%。

  (图为日本殖民当局低价强购的大连农民经济产品,包括木耳、蘑菇、中药等,堆积在大连露天仓库准备运往日本)

  通过掠夺式地开发东三省各种丰富的资源,日本经济得以暂时度过了危机,并有所壮大。

  用电量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1931年,日本全年用电量仅为150亿度;到了1936年,就迅速增长到了300亿度。1937年,日本的钢材产量也增加到了563万吨(含侵占的东三省产量)。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使得日本陆、海军军费支出迅速增长,其在国家预算中所占比例也不断加大。日本的国民经济在1932年至1937年之间,就已经开始向战争经济转化。

  为了增加战时储备,为进一步的侵略扩张作准备,日本加速了战略原料和物资的储备。

  从1932年至1936年,日本铁矿石、废铁、铜、石油和煤的进口分别增长了2.5倍、1.5倍、26.5倍和近1倍。其中从美国进口的战略原料比重为:废钢铁90%、钢铁半成品45%、铅45%、铀90%、铝18%、石油及石油产品45%。美国的战略原料出口,大大帮助了日本以扩张侵略为目标的军事工业的发展。

  据统计,1937年,日本共生产步枪42754支、机枪2295挺、火炮478门、坦克479辆、飞机1580架、军舰51724吨,分别是1931年的10倍、3.2倍、4.3倍、38.9倍、2.8倍和9倍。这使得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外扩张的野心不断膨胀。

  由于坦克、飞机等新的技术兵器大规模使用于战场,钢铁、石油、各种非金属、橡胶及化工原料等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扩大武器装备生产和维持军队作战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质。日本帝国主义为扩充军备,实现对外侵略的战略计划,从其本国战略资源贫乏的情况出发,差不多每次发动对外侵略的战争,都把攫取重要战略地区和战略资源作为其首要目标。从“九一八”开始鲸吞中国东北的资源,到蚕食中国华北的资源,从谋划制造各种挑衅事件,到不宣而战肢解中国领土,都反映出日本军国主义的贪婪本性——通过侵略战争掠夺资源,再通过掠夺来的资源扩充军备和扩大侵略战争。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便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面抗战。中日全面开战之初,狂妄的日本企图在3个月内,仅凭现有的军需储备便可以“解决支那事变”。然而,“七七事变”爆发整整1个月后,日军已深切感受到,平时所储备的那些弹药根本不敷使用。日本政府遂决定追加华北战事预算4亿日元,其中1亿日元为弹药费,相当于1936年日本陆军弹药采购量的2倍。

  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个弹药采购订单,就必须进行军需动员。但日本政府担心军需动员会给产业界带来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没有立即下达动员令。随着中日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日本军需物资的消耗直线上升,日本政府才被迫于1937年10月至1938年3月31日,实施了“支那事变第一次军需动员”。

  此次动员除了涉及所有的陆海军兵工厂外,还动员了约3800家民营工厂。对民营工厂的利用率达到了平时的2.5倍。尽管如此,日本军需物资的生产补给仍然满足不了战争需求。其中武器的满足率为70%、弹药60%、飞机66%、坦克27%、轻装甲车43%、防毒面具97%、卫生器材90%、兽医器材87%、海运器材80%。

  1938年4月1日至1939年3月31日,日本被迫追加实施第二次军需动员计划,把动员的民营工厂数量增加到4000余家,并采取了诸如利用代用品、回收废品,乃至降低产品规格的措施,希望用降低质量的办法来满足对数量的需求。尽管如此,却仍然满足不了战争的实际需求。至1938年6月,连日本中学里用的教练步枪都被日军收回利用。

  中国军民的持久抗战,不仅给予了日军以重创,消耗了日本大量物资,也让日本经济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从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短短8个月时间里,日本就连续4次追加临时军费,累计金额高达74亿日元。这是甲午战争(2亿日元)、日俄战争(15.1亿日元)、一战(8.82亿日元)和“九一八”事变(19.31亿元)四次对外战争战费总和的1.63倍,是日本1936年国家预算的3倍多。

  庞大的军费支出,绝大多数用于武器弹药及各类军需品的生产。这些物资一经生产,即脱离于再生产之外,成为对经济发展毫无意义的纯消耗。这种消耗,使日本的出口产业因原料不足而出口能力下降,出口下降又造成进口原料的大幅度减少,最后使经济的正常运转遭到严重破坏。

  受到侵华战争影响,1938年上半年,日本的进出口同比降低了32.9%和19.6%,黄金储备也从战前的388吨急剧下降到25吨。

  严酷的现实迫使日本于1938年6月修改了物资动员计划,全面压缩一切与军需无关产业的物资供给量,并要求国民贯彻节约、配给、回收、实行战时简朴生活等十大措施,规定对钢材、铣铁、金、银、铜、铅等32种物资实行强化的使用限制。以钢铁类为例,当时日本一般民用的普通钢材需求量是478.4万吨,修改后的计划仅供给306.9万吨,消减了36%。钢铁短缺对日本各产业的影响极为严重,大部基本国防产业由于所需的材料、原料和技术人员不足,不能如期完成生产力扩充计划,如机床工业仅完成计划指标56%,汽车工业完成计划指标53%。

  1939年,日本关西地区和日本殖民的朝鲜出现大旱,当时同为日本殖民地的中国台湾则发生严重水灾。农业的歉收迫使日本必须特别进口2亿多日元粮食。这进一步挤压了本就不宽裕的进口资金,进口原料的减少又让日本工业缺乏足够的原料,致使开工不足,更加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战争物资供应需求。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控制了广大占领区的经济命脉,对自己所需战略资源实施殖民开发,同时根据不同地域和行业,有重点地进行疯狂掠夺,妄图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在中国东北,日本加速了战略基地建设,并调整政策,由日本军部和财阀携手,从一般的农业、资源掠夺转向为以机械、化学、钢铁等产业为中心的重化工业殖民开发。1937年1月,关东军制订《开发满洲产业五年计划纲要》,决定要大规模发展“满洲”的煤、钢和汽车、飞机等重工业。5月29日,日本军部提出《重要产业发展五年计划纲要》,大幅度提高了中国东北各项经济指标。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于1937年12月成立后,扩建鞍山钢铁厂,新建本溪特种钢厂、抚顺的煤矿和人造石油厂,并在鞍山、沈阳和大连新建有关机械厂;在兵器生产方面,新建满洲航空工厂、满州飞机株式会社和奉天兵工厂等,日本陆军则于1938年在沈阳新建南满兵器制造厂。

  到1942年,中国东北出产的钢材占日本全部产量的近三分之一,铝占日本所需量的近40%。日本所需38种军需物资中,有14种由中国东北供给;侵华日军所需的装备物资补给,大部依赖东北提供。针对东北殖民经济的发展,当时已成为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石原莞尔大佐就倡议“日满两国”必须建立军事工业。接着,日本于1936年6月制订第一个“满洲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1937年1月予以批准,首先执行1937年至1942年的五年计划。

  在华北地区,日本的经济战略是以华北之所有,补东北之不足。强调在华北、蒙疆地区“以寻求日满缺乏的资源为重点”;在贸易领域使中国对日物资供应“趋于合理”;在农业领域,要求中国栽培日本所需的原料资源。1938年,日本成立“华北开发公司”,收编原“兴中公司”等作为子公司,并增设龙烟铁矿、华北盐业、华北矾土矿业公司等,以经营煤、铁、电力、交通等各行业的经济殖民开发。1940年,日本从华北掠走450万吨煤、30万吨铁矿石、42.8万担棉花。到1942年,日本从华北掠走的煤、铁矿石、盐和棉花,分别达到1939年的1.69倍、9倍、2.65倍和2.89倍。

  在华中地区,日本以原在上海等地的殖民企业为基础,于1938年成立“华中振兴公司”,统筹对该地区的经济掠夺。该公司控制了华中地区的水产、蚕丝、煤、铁、电力各业的生产和销售,还直接实施对广大中国人民的巧取豪夺。

  在华南地区,日本通过军管直接劫掠,或由“台湾拓殖股份公司”、“台湾银行”等既有机构组织代行。1939年2月10日,日军在海南岛登陆后,即以日本国内派遣的大批“技术人员”,设立“经济局”、“产业试验所”等机构,并组织日本商社前往海南进行“经济开发”,先后设立农场、制糖、橡胶等股份公司20余家。

  在掠夺农产品方面,“七七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对农产品实行严格的“统制”和垄断,中国人食用大米即被定为“经济犯”。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对粮食的需求量增加,日本进一步将“统制”变为强制购销,即推行所谓的“粮食出荷”政策,强迫农民将所产粮食的绝大部分按最低收购价交售。各地“出荷”的粮食,占总产量的40%-50%。从1939年至1941年,仅伪东安省(黑龙江东南部)“出荷”的粮食即达33万吨。在关内,日军每次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都将抢粮作为主要任务之一。每年麦收之际,各地日军都会进行抢粮作战。在日占区,日军则以仅及市价一半的价格,强行征购军粮。所掠夺的粮食除供侵华日军食用外,大部分运回日本,以弥补其国内市场的粮食缺口。1939年,仅华中地区就有700万石大米被运往日本;1940年,这一数字增加到900万石。

  (图为伪满兴农合作社在为百姓的“出荷粮”检斤中横加勒索,当时中国东北农民吃大米竟被日伪视作“经济犯”)

  为了掠夺中国的物资,日本在中国关内先后建立了20余家银行,大量发行没有准备金、只靠日本占领军的刺刀维持“信用”的伪钞,借以压榨中国人民的血汗和财富。此外,日军还于1938年颁布“华中、华南使用军用票之办法”,大量发行根本不具备货币性质的军票。日本政府还大规模组织走私活动,把过剩的日本货偷运入国统区,套取中国的外汇,或套购日本缺乏的物资。

  1936年,日本的武器生产约占国民收入的2%,整个工业系统的动员率为4-5%。一般认为,如果武器生产维持这一水平,是可以形成经济良性循环的。“七七事变”后,中国的奋起抗战,给予了日军重创,迫使日本经济转为战时经济,武器生产持续急速增长,整个工业系统的动员率也从1937年的10%、1938年的12%,一步步增至1939年的16%、1940年的26%。

  现代工业的运转,需要大量的资源。日本虽然疯狂地从中国掠夺物资,但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开发程度并不高,一些重要的资源,日本只能从世界其他地区获得。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更是机械化军队不可或缺的动力。日本每年所耗费的石油,95%依赖进口。其中有70%从美国进口,15%来自荷属东印度和英属婆罗洲,其余则从苏联的库页岛等地进口。1938年,日本的石油进口量达到历史最高点——600万千公升。

  二战时期,日本主要采用平炉法炼钢,即在生铁里掺进50-60%的碎钢进行冶炼。由于日本的钢铁社会蓄积量很低,所需废钢的70-80%需从美国进口。铜、铅和锌是生产枪、炮弹药必不可少的原料。日本铜的自给率仅达50%,锌的自给率只有40%,铅的自给率更是低至9%。

  机床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一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拥有22.3万台机床。其中5.5万台机床属于陆、海军兵工厂,另外17万台机床属于民间工厂。由于日本的工业基础薄弱,机床的自给率仅有50%,其中高效能、高精度的机床几乎全靠从美国进口。

  由于中日战争的巨大消耗,1939年至1940年,日本前后组织6次特别进口,进口的物资包括航空汽油、车用汽油、废钢铁、特种钢,以及冶炼特种钢使用的镍、钨、钴,有色金属铜、锌、铅及化学药品等,合计4.9亿日元。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与美国的矛盾日渐激化,美国逐步减少了对日输出。当1939年7月27日,美国宣布将在半年后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后,日本立即派出机床采购团赴美,紧急采购各种生产大型火炮的所需机床,合同金额为3600万日元,预定交货期限是1940年。当美国对日实施禁运后,这批机床还有相当部分未交付,因此极大地削弱了日本军工生产潜力。

  据1940年10月的统计资料,日本当时储备的主要物资有废钢铁95万吨、特种钢1万吨、铜8万吨和航空汽油20万千公升。美国及西方盟国断绝了对日经济往来后,日本经济立即陷入了困境。日本不得不通过研究代用品、限制使用和厉行节约等方法,使铜的使用量减少1/2,铅的使用量减少2/3,锌的使用量减少3/10,以此来减缓战略储备的消耗速度。但如此一来,直接影响到了军需物资生产。

  重要物资的缺乏,直接影响到了日本经济运转。日本的掠夺目光转向了物产丰富而又防守薄弱的东南亚地区。在日军内部的“南下”与“北上”战略之争中,“南下”派之所以最终胜出,着眼于攫取资源的经济因素是主要原因。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迅速占领了东南亚地区,控制了大量战略资源。其中,马来亚和婆罗洲的橡胶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85%,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的锡产量占世界的60%。当时的荷属东印度年产石油达800万公升,可完全满足日本所需。但由于船舶吨位严重不足,1942年,日本从东南亚运回的物资仅能完成计划的60%。

  1941年,日本陆军在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和实施关东军特种演习中组织紧急运输,征用了120万吨船舶,相当于全国船舶总吨位的1/5。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陆、海军为遂行南方作战,征用了440万吨船舶,相当于全国船舶的2/3。剩下的200万吨船舶根本无力满足日本经济运转的物资运输需求。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盟军详尽分析了日本经济的特点,非常重视对日本海上交通线的破坏,借以扼杀日本战争经济。美国海军潜艇部队更是把攻击日本运输船作为自己的主要作战任务。

  面对开战后巨大的船舶运输缺口,日本采取了简化工艺、降低标准的办法来建造运输船舶。1942年新建65万吨船舶,1943年为105万吨,1944年为173万吨。即便如此,日本船舶的损失速度仍远高于建造速度。统计数据显示,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战败投降,日本共新造船舶397万吨,而同期损失的船舶高达883万吨,为前者的两倍多。

  船舶的缺乏,使得日本无法把从各占领区掠夺的物资悉数运回国内。1941年,日本的海运量为4700万吨,1942年降为3900万吨,1943年2900万吨,1944年1700万吨,1945年则急降为600万吨。1941年,日本的海运能力还能满足钢材和大米运输需求的80%,铁矿石、煤炭和盐运输需求的40%。而后,就开始每况愈下了。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完整地夺得了南苏门答腊的巨港炼油厂,以及厂里库存的15万千公升原油、40万千公升精炼油。1942年3月22日,第一艘日本油船运载5150吨石油驶向日本。由于当时日本仅有约55万吨油船,其中绝大部分又被海军征用随伴舰队保障作战,因此运输能力严重不足。1942年,运回日本的油料为150万千公升,1943年达到了最高峰的250万千公升,1944年锐减为100万千公升,1945年则几乎没有。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运回日本的油料累计为500万千公升,而实际消耗量为1950万千公升。虽然日本向德国学习,大力发展人造石油技术,但1942年人造石油产量仅为24万千公升,1943年为27万千公升,1944年为21万千公升,到1945年仅4万千公升,累计不过76万千公升,可谓杯水车薪,根本无力弥补燃料供应缺口。

  原材料不足,让日本的工业生产“跌跌不休”。而日本的战争经济,又吞噬了本就不足的资源中的绝大多数。日本工业的动员率,从1942年的35%、1943年的48%,一路增长到1944年的58%。战争期间,日本军用钢材用量占总产量的一半。

  钢材过多地用于军工生产,导致其他产业部门所需钢材严重供应不足,不可避免地造成其他工业产品产量下降,反过来又制约了军工产量的提高。日本战争经济发展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死胡同。到1944年,日本钢材产量为250万吨,仅及1938年的一半。当年,日本计划生产31000架飞机,实际只生产13000架。坦克在4号军备计划期间,计划1941年度生产2500辆,1944年度生产8000辆;实际产量1941年度为1200辆,1944年度仅300辆,仅达到计划数的1/27。二战时期,日本生产的威力最大的炸药是TNT。1941年至1943年,TNT产量占日本全部炸药产量的60~63%。但是,随着重工业减产,其所占百分比在1942年以后逐渐下降,至1944年降为50%,1945年更降至37%。主要炸药地位已让位于威力较弱的高氯酸铵炸药等代用品。

  日本国土狭小,工厂过于集中。以陆军兵器生产为例,以6个陆军兵工厂为中心,陆军管理监督的大工厂约有700家,其中关东地区占50%,近畿地区占22%,东海地区占16%,这3个地区共集中工厂88%。

  1944年7月6日,美军占领了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塞班岛,仅用约100天时间就修成了航空基地。从该基地起飞的第一架飞机于11月1日首次侦察了东京。接着,B-29型轰炸机于11月24日、12月13日和12月19日,分别对京滨地区、名古屋及京阪神地区的飞机工厂,集中进行高空精密轰炸,给日本的飞机生产带来了巨大影响。尤其是空袭名古屋,适逢该市大地震,造成三菱航空公司大减产。截至1945年2月,4个月内,B-29集中空袭上述3个地区(武器产量占日本全国武器总产量的16%)11次,其中40%的炸弹投在飞机工厂。1945年6月以后,美军不但对上述三城市地区,连中小城市,不论有无军需工厂,全面实施地毯式轰炸,共出动飞机8000架次,空袭58座城市,投下了大量燃烧弹和炸弹。

  自1944年11月至战争结束的9个半月时间里,美军共出动B-29型轰炸机17500架次,投弹16万吨。美军轰炸不仅造成了日本惨重的人员伤亡,而且还让日本国内交通陷入困境。当时日本拥有的汽车数量很少,陆上运输主要靠铁路。铁路被炸后,原材料和承包工厂加工的部件、半成品很难顺利运到总厂,武器无法组装。即使能安全运到,日本工厂的实际工作效率,也因频繁地躲避美军空袭而变得十分低下。

  1945年5月底,美国潜艇进入日本海遂行破交战,并在濑户内海、日本海沿岸港湾布设水雷,以此隔断日本的海上交通线,史称“饥饿战役”。以铝矾土的运输为例。日本航空工业所需的铝矾土来自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和帛琉岛等地。1943年,日本从东南亚运回925000吨铝矾土;因运输船大量损失,1944年减到1/3,仅将350000吨铝钒土运回了本土;1945年,因美军开展“饥饿战役”,日本船舶仅运回1900吨铝钒土。

  到了1945年8月份,日本的物资补给中断,工业生产停顿,战争经济全面崩盘。当月,日本政府竭力确保的航空工业,仅生产出了97架飞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美国是否在广岛、长崎投下,无论苏联是否出兵中国东北对日宣战,日本都已经完全丧失了维系战争的能力,战败已成定局。

  从“七七事变”到战败投降,日本总计耗费了1747亿日元军费,占同期国民收入3738亿日元的47%。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使得本就基础薄弱,极度依赖海外原料供应的日本经济不堪重负,迅速衰退。虽然日本军国主义者穷尽掠夺之能事,实行“三光”一类灭绝人性的政策,但由于战争的非正义性,它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注定是不得人心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同心抗击,极大消耗了日本军国主义赖以对外侵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速了日本败亡的进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12卷本) 【苏】德波林主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年出版

  《日本帝国的兴亡》 汤重南、汪淼、强国、韩文娟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出版

  《中国抗日战争史(2005年修订版》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 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出版

  (本文附水印图片来自《日本侵华图志》,文中图片除标明来源的以外,均来自网络公开渠道,不能识别其来源,如有版权争议,请联系公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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